大家好，我是司改會的執行秘書雨蒼。
1月11日，「318佔領立法院案」在台北地方法院進行宣判前的最後一次開庭，進行結辯的程序。我到法庭旁聽觀察，也記錄了一些相關的法律爭點，在此貼給各位鄉民參考。
2014年3月17日晚上，許多民眾因為不滿當時的立法委員張慶忠在30秒內就將原本要逐條審查的服貿送出院會，衝進了立法院，佔領立法院的議場。有許多人後來遭到檢察官以「煽惑他人犯罪」、「妨礙公務」等罪名起訴，但他們認為這樣的行為符合公民不服從，是行使人民的「抵抗權」。歷經兩年的審查，這個案子在2017年1月11日進入結辯，即將宣判。
1月11日，台北地院就「318佔領立法院案」犯罪事實第一（計畫並鼓勵民眾佔領立法院）及第三（議場內與警察的衝突）部分進行結辯。在這個案件中，大多數被告被起訴的罪名為妨害公務與煽惑他人犯罪。同樣是佔領官署事件，在324行政院案中，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曾就入侵行政院一事提起「無故侵入他人住居」的告訴，不過這項罪名是告訴乃論的罪名，而立法院並未對入侵的參與者提起相同的告訴，因此「煽惑他人犯罪」這項就有了一些爭議。
檢察官認為，如果是煽惑違反行政罰可以不起訴，但本案所煽惑觸犯的是刑法（侵入他人住居），即使對方未提告或未遂，仍然達到起訴標準。
對於檢察官的論述，律師鄭深元認為有很大的問題。他認為，德國刑法第111條規定的煽惑罪是要防止煽惑他人支持類似納粹的訴求，避免納粹再起。依德國法規定，煽惑犯可準用教唆犯的規定，如果正犯（被教唆犯罪者）的犯罪行為不存在，則幫助犯（教唆者）亦不會成立犯罪。他認為台灣的煽惑罪應當也是如此。而在德國的刑法規定中，煽惑罪會與煽惑去觸犯的罪相關，這是為了避免被煽惑者沒有犯罪、或是僅犯下輕罪的狀況下，煽惑罪的當事人被判處更高刑度的不合理狀況。
在過往台灣的例子中，煽惑他人犯罪大部分是在簽賭相關的案例中使用，因為當事人煽惑他人犯下賭博罪，而以此罪起訴。在318案中，因為立法院並未對參與者提起「侵入他人住居」的訴訟，律師鄭深元認為在這種狀況下法院應當做出不受理判決。
律師羅秉成則在法庭上認為，檢察官以「煽惑」罪名起訴，他無法接受。他說，如果被告真的是「妖言惑眾」，他可以接受，但這些人真的是用妖言迷惑大家嗎？他說，「我也進入過議場，我是被煽惑嗎？」律師劉繼蔚則認為，如果過度過大解釋「煽惑罪」，恐怕會造成對言論內容的管控。
除此以外，此案最重要的爭點在於，這個案子是否是人民行使「抵抗權」？法院是否認定318運動是「抵抗權」的展現？
檢察官認為，雖然德國憲法中有規定「抵抗權」，但台灣的法律並無明文規定，因此不認為本案可以適用。檢察官還以之前的勞基法修法為例，說明在法條審查之後，還有黨團協商、二讀與三讀可以修正法條，未達「最後手段」的階段。檢察官說，雖然他認為本案不適用抵抗權的規定，但仍期待能透過解釋憲法的方式具體釐清台灣是否能使用「抵抗權」，以及相關的要件。
律師尤伯祥解釋，「我國法律未明文規定就不適用」的想法有很大的問題。憲法來自於人民，要保障人民免於國家侵害，就這個觀點來看，「抵抗權」的概念當然適用。
他回顧，在318之前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馬王政爭。當時馬英九為了強推服貿，希望能拉下與他意見不同的立法院長王金平，居然允許檢察總長跟他報告竊聽的相關案情，並以黨主席的身分開除王金平黨籍、使王金平喪失立法院長身分，進而推進服貿在立法院的審議進度。
尤伯祥說，從此案例就可以看到，為了服貿，馬英九連司法權都介入，再利用黨主席的身分鬥爭立法院長，足證為了推動服貿，馬英九已有毀憲亂政的行為，台灣的民主瀕臨倒退邊緣。
針對檢察官認為人民可以用各種方式影響民意代表，黃郁芬則認為，在當時的狀況下，許多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無視民意，才會產生大埔案、反媒體壟斷等等抗爭，當時雖然有抗爭，政府卻從未停下來過。當時馬英九已以黨紀約束黨籍立委要硬闖服貿，更何況，在張慶忠強硬30秒通過服貿之前，立法院黨團協商已經做出「逐條審查」的結論，證明立法院已經形式化。如果不用各種手段抗爭，恐怕未來再也無法扭轉。
對於進入立法院的行動，律師蘇孝倫認為，這是緊急性集會遊行，不構成犯罪，且立法院目前排除於禁制區，因此應向民眾開放。
他解釋，集會遊行法的前身，是動員戡亂時期的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，當時立法院被劃定為遊行禁制區；但在台灣民主化後，現行的集會遊行法禁制區已經排除了立法院，代表當時立法者認為，立法院是行使民意的機關，當然容許民眾進入立法院表達意見。律師李亦庭也認為，進入立法院是表達象徵性言論。
律師羅婉婷則以美國佔領議會的行動說明，美國認為議會大廈是公民論壇，應有一定程度的包容騷動。面對佔領議會的民眾，威斯康辛州還聲明不會鎮壓、不會追溯佔領民眾，並鼓勵大眾聆聽他們的訴求。
黃郁芬說，民眾對民意代表的授權不代表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，更不代表人民什麼都不能做。民主的意義應該在於保障人民權益，在民主失靈的時候能有能力抵抗。他反問，社會法益要保護的是什麼？是私相授受的權貴，還是人民？他期待，民主政治失靈的時候，能讓每個人成為被法律保護的人，也期待法官應盡可能相信民主的本質，讓台灣的司法一起守護這個價值。
陳為廷則呼籲，這個審判應會讓未來的台灣人看到，在2017年的台灣，究竟審判是如同1970年一樣，還是司法有勇氣一起與時俱進？
黃國昌說，在一開始，他就不認為這個審判是為了他個人，而是在於法治深化、民主防衛。他說，對於檢察官、法官在案件中執行職權的行為表示尊重，但若是大家當天都在現場，相信他們也會一起加入進入立法院的行列。他呼籲，面對行政與立法的混亂，展現法律人的風範與視野，才是司法的職責。
今年的3月31日，318案件的這個部分即將宣判，另外在立法院前妨害公務的案件部分，也將於下週二1月17日結辯之後擇期宣判。究竟台灣民眾能否享有「抵抗權」，有能力可以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向當權者說不？此案是「公民不服從」的指標案例，請大家一起關心。